人物簡介
梁思禮，中國著名火箭控製係統專家，導彈控製係統研製領域的創始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他是中國航天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科帶頭人之一，航天CAD的倡導者和奠基人，為我國航天事業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曆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長、七機部總工程師、通用測試設備總設計師、航天部總工程師、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等職，現任航天科技集團公司、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科技委高級技術顧問、中國老教授協會顧問、國家圖書館顧問等職。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獎等。
1924年8月24日梁思禮出生於北京，原籍廣東新會，為梁啟超最小的兒子。
1941-1949年赴美國留學，先後在普渡大學、辛辛那提大學學習，獲應用科學研究博士學位。
1950-1953年任郵電部電信技術研究所技術員。
1953-1956年任總參通信兵部電子科學研究所工程組副組長，參加國家“12年科學遠景規劃”製定工作，負責起草“噴氣技術”（即導彈與火箭）部分。
1956-1961年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自動控製研究室主任，為錢學森院長手下十個室主任之一。
1961-1965年任國防部五院二分院第一設計部副主任，是我國第一枚地對地導彈控製係統技術負責人之一。
1965-1983年任第七機械工業部一院十二所副所長、所長、副院長，中近程導彈控製係統主任設計師；遠程導彈、長征二號副總設計師，同時擔任長征三號控製係統技術負責人。
1981年任第七機械工業部總工程師、通用測試設備（CAMAC）總設計師。
1983-1988年任航天工業部總工程師、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委。
1989年任航空航天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4年當選為國際宇航聯合會（IAF）副主席。
人物覆曆
梁思禮1924年8月24日生於北京，籍貫廣東新會，是清末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維新運動領袖梁啟超最小的兒子。1941年畢業於耀華中學，1943年隨三姐思懿赴美留學，在普渡大學電機工程係主修無線電，後又學了自動控製。在普渡大學期間，他僅用兩年的時間就修完3年的課程，並於1945年取得了該校的學士學位。隨後，他又獲得了辛辛那提大學（cincinnati）碩士（1947年）和博士學位（1949年）。
1949年10月回國後，他被安排在郵電部電信技術研究所和通信兵部電子科學研究所從事技術工作，並參加了國務院組織的“12年科學遠景規劃”起草工作，負責起草我國運載火箭研製的長遠規則。1956年，他調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係統研究室主任。此後，他先後領導和參加了多種導彈和運載火箭的控製係統研製試驗。他是我國自行設計並於1964年實驗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導彈的控製係統負責人之一，並在以後改進的型號中領導研製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慣性製導係統；他參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國領土上進行的震驚世界的導彈核武器試驗；他還是我國向南太平洋發射的遠程液體火箭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控製係統研製工作的負責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國首次把集成電路用於彈上計算機，並首次以此進行全彈自動化測試；他還參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的飛行試驗。
梁思禮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1987年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當選為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1996年10月獲“何梁何利獎”，1997年9月榮獲“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貢獻獎”。此外，他還曾獲“何梁何利基金獎”，擔任過航天工業總公司科技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梁啟超51歲得子梁思禮。思禮長得酷似父親，被親昵地稱為“老白鼻”。梁啟超生前曾許了個願，60歲後不再從事社會活動，要專心致誌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歲便撒手人寰。梁思禮說：“父親對我的直接影響較少，但他遺傳給我一個很好的毛坯，他的愛國思想通過我的母親及他的遺著使我一生受益。”
1956年，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禮被任命為導彈控製係統研究室副主任，是錢學森院長手下的十個室主任之一，他將全部身心都融入到發展我國導彈與火箭的事業之中。
梁思禮永遠難忘1960年的一次導彈發射試驗。當時他站在離發射陣地僅兩公裏遠的吉普車旁，聶榮臻元帥坐鎮在5公裏以外的帳篷前，這顆導彈剛起飛就掉了下來，距發射點隻有300多米。梁思禮立即奔向爆炸地點，望著深深的大坑，心痛萬分，幾天吃不下飯。
這次試驗前，他與快分娩的妻子麥秀瓊告別時說：“若生男孩取名‘凱’，生女取名‘旋’。”他盼望著凱旋。試驗雖然失敗了，但他仍給女兒起名“旋”，他相信今後一定會成功。果然，在1964年發射成功。
梁思禮的性格爽朗樂觀：“我與父親一樣，崇尚趣味主義。父親常說，若哭喪著臉挨過幾十年，那麽生命就成了沙漠，要來何用？”梁思禮的業餘愛好也與他在事業上的輝煌成就一樣交相輝映。大學時他參加了學校古典式摔跤隊，並獲得1944年美國十大學（BigTen）冠軍。梁思禮對籃球也很癡迷，有NBA的球賽，他總要擠出時間看看，他還可以滔滔不絕地說出喬丹、奧尼爾等球星的名字。對於音樂、攝影和旅遊，梁思禮也很喜愛，但最愛的要數下象棋了。以前每次院士們開會，他準要與黃緯祿等老總們一比高下。後來梁思禮迷上了與計算機下象棋，一有空，便上機與計算機廝殺幾盤。
垂頭自惜千金骨，伏櫪仍存萬裏心。作為中國第一代“馴火人”，梁思禮依然活躍在航天科技戰線上。
1999年10月1日，建國50周年慶典閱兵式在北京舉行，這一年也正好是梁思禮返回祖國50周年。站在觀禮台上，看著威風八麵的航天武器從眼前經過，回顧起中國航天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史，梁思禮感慨萬千。愛國主義、奮發圖強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使受盡屈辱的祖國繁榮昌盛，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他不懈的追求，他用一生的實踐在航天事業中兌現著自己的諾言。梁啟超一生主張維新變法，為複興中華大聲疾呼。若他在天有靈，看到他的“老白鼻”雖曆經坎坷而九死不悔的赤誠之心，當會何等的欣慰與驕傲！
工作經曆
梁思禮（1924- 2016），火箭控製係統專家、導彈控製係統研究領域的創始人之一。原籍廣東新會，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曾任七機部總工程師、通用測試設備（CAMAC）總設計師、航天工業部總工程師、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現任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顧問、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科技委顧問、中國老教授協會顧問、國家圖書館顧問等職。他曾領導和參加多種導彈、運載火箭控製係統的研製、試驗。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研製中首次采用新技術，為向太平洋成功發射遠程導彈試驗作出重要貢獻。他對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論述，成為航天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科帶頭人之一；是航天CAD的倡導者和奠基人。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何梁何利基金獎、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獎等。
留美八年
頑強自立攻科學
梁思禮是清末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啟超最小的兒子，五歲喪父，由母親撫養成人。1935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抗戰爆發後轉入耀華中學。1941年高中畢業，隨三姐梁思懿赴美留學。1943年他申請獲得美國租借法案中對留美中國學生的生活津貼，於是轉入普渡大學電機工程係，主修無線電，以後又學自動控製，曾獲得Sigmakai,Tau Beta Pi,Eta Kappa Nu等多個榮譽學會的金鑰匙。由於日美宣戰失去與家庭的聯係經濟來源斷絕，大學生活相當清苦。曾到餐館洗碗、當侍者，擔任遊泳場救生員，實驗員等。這段生活經曆，對培養他艱苦奮鬥和敢於在困境中打開局麵的勇氣與毅力很有幫助。1945年畢業，獲學士學位。後入辛辛那提大學攻讀，先後於1947年和1949年獲碩士及博士學位。1948年曾積極參加進步的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CSCA），並成為執行委員會成員。1949年參加留美知識分子的愛國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動員中國留學生回國，並帶頭於1949年9月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成為中國第一代航天人
梁思禮回國後一直從事電信研究，1956年是他一生中一個新的起點。那年春，他參加了黨中央、國務院主持的十二年科學規劃的製定工作，參加起草“噴氣技術”（即導彈與火箭）部分。同年9月，他作為技術骨幹被調入正在籌建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簡稱五院）。10月8日五院正式成立，梁思禮被任命為自動控製研究室主任，他在國外所學的專業又有了用武之地。同年11月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五院建院開始，梁思禮的全部身心就融入我國導彈與火箭事業之中。
1958年，五院與炮兵共同組建P-2導彈教導大隊。由蘇聯專家講授P-2導彈的原理和操作、使用、維護技術。梁思禮被任命為技術副大隊長。1959年，五院開始仿製P-2導彈。梁思禮作為控製係統技術負責人之一，擔任駐廠工作組組長，負責控製係統的仿製和技術人員培訓工作。1960年，依靠我國自己的力量仿製並試驗成功P-2地地導彈。隨後，梁思禮作為控製係統的主要技術負責人之一，參加了第一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液體地地導彈的研製，並於1964年取得成功。
1965年，“老五院”集體脫軍裝轉業，變成第七機械工業部。同年製定了“八年四彈”規劃，即1965-1972年8年內研製出中近程導彈、中程、中遠程、洲際導彈4個型號的戰略導彈。梁思禮被任命為上述中近程導彈改進型號的控製係統主任設計師，與同事一起研製成功導彈全慣性製導係統，並先後參加和領導13發彈的飛行鑒定試驗。1966年10月，梁思禮參加了導彈核武器的飛行試驗。這一年，他還在國防科委召集的各國防工業部門的領導幹部大會上介紹了如何組織高技術大型工程中的係統綜合經驗（即所說的工程係統的雛形）。這是第一代航天人在老一輩革命家的領導下集體智慧的結晶。
在逆境和幹擾中搞科研
1966年，梁思禮主持遠程液體地地導彈控製係統的研究和方案製定工作。隨後被任命為該導彈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負責控製係統的研製工作。但剛起步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嚴重衝擊了上述型號的研製工作。梁思禮在這場風暴中受到了“批判”、“靠邊站”等不公正待遇。老母親被折磨致死，家被抄，但在事業麵前，他仍不計個人職務名位，強忍喪母的悲痛，堅持開展科研工作，在逆境中和各種幹擾下努力使研製工作不斷取得進展。
“那時一邊打‘派仗’，一邊搞科研生產。我們這些老科技人員都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靠邊站了，但在技術上還要靠我們。有的同誌白天挨批鬥，晚上還得搞科研。”梁思禮回憶說。
就是在這種特別困難的條件下，中遠程導彈還是在1970年研製成功了。1970年4月24日，就是使用它加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把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送上了天。這顆183公斤重的中國衛星在世界上空高奏《東方紅》樂曲，震驚了全世界。
精心研製 卓越貢獻
1976-1978年期間，梁思禮曾同時擔任長征三號控製係統技術負責人。在確定長征三號控製係統方案中起到技術領導和具體指導作用。1978年他又集中力量研製遠程導彈和長征二號的工作，並參加了上述型號多次飛行試驗和1980年向太平洋發射遠程運載火箭的飛行試驗，直至定型，裝備部隊。為我國遠程導彈的研製成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981年梁思禮被任命為第七機械工業部總工程師。同年被任命為通用測試設備（CAMAC係統）總工程師，負責航天部通用計算機自動化測試係統的研製工作。這一項目經過4年努力，取得成功。
1983年梁思禮任航天部總工程師、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委。這一年他赴美就CAD/CAM的發展和應用進行了專題考察，並寫了《美國技術改革的主要領域---CAD的現狀》考察報告。在航天部第一次CAD研討會上作報告，提出在航天部開展CAD/CAM工作的必要性和發展道路。
1988年，他作為國防科工委組織的“核武器和空間裁軍研究組”的成員，開始進行核戰略導彈和外空武器裁軍的研究工作。曾作為中國代表參加1989年聯合國在蘇聯召開的防止以外核發射研討會以及1991年9月於北京召開的第41屆“普格瓦什”科學與世界事務年會。圍繞“爭取和平安全與發展”的主題作了小組發言。
1989年梁思禮出任航空航天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並於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當選為國際宇航聯合會（IAF）副主席。
家庭生活
梁思禮於1924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很受梁啟超的寵愛，1927年，梁啟超在給海外孩子的信中說：“每天老白鼻總來攪局幾次，是我最好的休息。”梁思禮是梁啟超最大的精神安慰。1927年1月2日，梁啟超在給海外孩子們的信中寫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愛，非常聰明，又非常聽話，每天總要逗我笑幾場。他讀了十幾首唐詩，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剛才他來告訴我說：‘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離家，他不會念，念成鄉音無改把貓摔。’他一麵念說一麵抱著小貓就把那貓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
最愛“老白鼻”
“其實，在我的記憶中，我隻是覺得父親很疼愛我，當時我年紀很小，認識的字不多，很多事情也是後來看到父親書信集的時候了解到的。”梁思禮告訴記者，也正是梁啟超的這些記述，讓梁思禮院士能夠追憶更多在飲冰室的時光。在梁啟超的筆下，梁思禮小時很靈巧，兩歲時，梁啟超隻要一要香煙，梁思禮就會把抽煙的一套用具送到父親麵前，每次都讓梁啟超非常高興。
梁啟超在給海外孩子們的信中，經常用大量的筆墨非常細致地形容老白鼻。最有趣的是梁啟超有一滑稽作品寄給梁思順（梁啟超女兒），用滑稽的話語把梁思禮小時候的神態描寫得活靈活現。“昨日好稀奇，迸出門牙四個，剛把來函撕吃（事實），卻正襟危坐。一雙小眼碧澄澄，望著阿圖和，肚裏打何主意，問親家知麽。”詩中“剛把來函撕吃”說的是思禮長新牙見什麽都咬，借來磨他的新牙。在另一件作品中，梁啟超用梁思禮的口氣寫了封感謝信：“謝你好衣裳，穿著合身真巧。那肯赤條條地，叫瞻兒取笑。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我的話兒多著，兩親家心照。”“謝你的衣裳”是謝謝梁思順從國外寄給思禮的新衣服。“那肯赤條條地，教瞻兒取笑”，瞻兒是梁思順的長子周同軾的小名，他比思禮年齡大得多，但論起來卻是梁思禮的晚輩。回憶起這段往事，梁思禮備感親切，“周同軾經常用這封信的內容跟我開玩笑，談笑之間總能勾起我對童年生活的記憶。”
航天夢
神舟五號載人飛船圓了中國人飛天的夢想，而作為參與神五飛天工程的火箭控製係統專家梁思禮院士則是圓了父親梁啟超的科技夢。梁啟超生前在給子女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孩子沒有一個從事科技方麵的研究，這是他的一個遺憾。其實，梁啟超的孩子中出了三位院士，可謂人才輩出。梁啟超的長子梁思成，是我國著名建築學家、中國古建築研究的先驅者之一；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是中國傑出的考古學家，對新石器時代和商朝的考古有重大的貢獻。兩人都在1948年當選為院士。梁思禮則是中國當代著名的火箭控製係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主要作品
《梁思禮文集》
作者：梁思禮
出版社：宇航出版社
書號7801448456
出版日期：2004年10月
開本16
開版次1-1
內容簡介
在一次星險漫遊中，羅德等執政官布倫奇命令飛船上機器人把自己剛出生的兒子送到地球。14年後的一天，一次球賽讓地賭球公司的老板盯上了布倫奇，並密謀綁架他。最終，主人公是如何脫險，又為何被送到地球上，謎底最終會被解開。
《向太空長征》
作者梁思禮：
出版：宇航出版社
書號：7801445236
出版日期：2003年1月
開本24
開頁碼：96
版次：1-1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本普及航天知識，特別是關於中國航天技術發展的小冊子。它包含兩篇文章。一篇是根據梁思禮院士的個人經曆，以講故事的方式講述了中國航天事業初期鮮為人知的發展史；另一篇是談“天”，從源頭談航天技術的發展，其主體是談中國航天技術的回顧及展望。
人物訪談
梁思禮，火箭控製係統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導彈控製係統研製領域的創始人之一。在中、近程戰略導彈的設計中，曾領導和參加研製成功具有中國特點的捷聯慣性製導係統，開辟了中國戰略導彈“慣導化”的道路，領導和參加了多種導彈、運載火箭的控製係統的研製、試驗。梁院士1924年出生，是清末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啟超最小的兒子。1949年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同年9月回國。曆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副所長、七機部總工程師、通用測試設備總設計師、航天部總工程師、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等職。
日前，記者采訪了梁院士，以下為訪談實錄。
記者：梁院士，請您談談您是如何走向導彈研製之路的？
梁院士：可以說是國家的需要。我1943年在美國普渡大學電機工程係學習，主修無線電，以後又學自動控製。1945年畢業，獲學士學位。後入辛辛那提大學攻讀，獲碩士及博士學位。1949年回國後，經有關部門安排，1950年1月我到了郵電部電信研究所工作，搞天線研究。1953年隨所合並到總參通信兵部電子科學研究所，任天線電波組副組長。1955年我還去過越南，幫助建立“越南之聲”廣播電台，受到胡誌明主席接見。可以說，1956年是我一生中的一個新起點，那年春，黨中央、國務院進行“十二年科學規劃”的製定工作，我參加起草了“噴氣技術”（即導彈與火箭）部分。“十二年科學規劃”中國家把核技術和噴氣技術列為規劃中的重中之重，下決心開始導彈和原子彈的研製。規劃會議後，國家即著手組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老五院，航天部的前身），1956年9月，我作為技術骨幹被調入正在籌建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被任命為自動控製研究室主任，從此，我全部身心都融入到我國導彈和火箭事業之中。
記者：您當年參與研製了我國第一種自行設計的中近程液體導彈，請您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
梁院士：1958年，五院與炮兵共同組建了P-2導彈教導大隊，由蘇聯專家講授P-2導彈的原理和操作、使用、維護技術。以後，我國開始仿製P-2導彈工作。我是控製係統技術負責人之一，1960年，仿製並試驗成功P-2地地導彈。隨後，我又參加了我國第一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液體導彈的研製，取得成功。
當年，我們對導彈一無所知，正是通過仿製P-2導彈以及P-2導彈的飛行試驗，掌握了導彈的基本知識，積累了生產、工藝和試驗等方麵的一些經驗。後來，蘇聯撕毀協議，中斷援助；西方國家又對我國進行技術封鎖，逼著我們奮發圖強，自力更生，自行研製。中間也走過一些彎路，第一枚我們自己設計的導彈飛行試驗時，起飛不久就掉在離發射陣地300多米處，炸了一個大坑。經過認真總結和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我們加強了係統方案設計力量和係統綜合組的設計力量，重視並積極開展彈上和地麵綜合試驗，同時又大力開展以“試驗彈”為中心的方案和係統預研工作，終於在1964年試驗成功中近程地地導彈。飛行試驗成功後，遵照周總理指示，要提高射程，並使之適應山地使用，對原導彈進行了一些重大改進，決定把“試驗彈”的預研技術儲備用於改進後的導彈控製係統上。使其脫離蘇製P-2導彈的框框，成為一個完全自行設計的純慣性製導型號。這些導彈所采用的位置捷聯全慣性製導係統，除個別元件精度要求較高外，大部分元件精度要求不高，但組成係統後精度高，這是根據中國當時技術水平考慮的。這種在當時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位置捷聯補償製導係統為以後地地導彈型號“慣導化”開辟了道路。
1965年我被任命為上述中近程導彈改進型號的控製係統主任設計師，與同誌們一起研製成功導彈全慣性製導係統，並先後參加和領導13發彈的飛行鑒定試驗。
記者：這樣看來，一型導彈的研製成功要進行多次試驗，很不容易啊。
梁院士：是的。改進後的導彈無論在控製係統還是在發動機和彈體結構等各個方麵都進行了很大的改動，因此需要再進行一輪飛行試驗。1965年底到1966年初共進行了8發導彈的飛行試驗，其中7發成功，1發失敗，為其定型打下了基礎。
記者：我注意到有些資料說隨後研製成功了戰略導彈核武器，這是怎麽回事？
梁院士：是這樣的，1964年6月，我們試驗成功了中近程導彈，同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也成功了，這時我國原子彈和導彈都有了，但如果兩者不結合起來，就形不成導彈核武器，也就形不成戰鬥力。當時幾個核大國說中國雖然有了原子彈，但沒有運載工具，就像“有了子彈而沒有槍”，不承認我國是核大國。1965年3月，周總理主持的中央專委決定以改進後的中近程導彈進行“兩彈結合”熱試驗。在本國國土上發射帶有真原子彈彈頭的導彈是史無前例的。美、蘇也曾進行過類似的試驗，但他們都是向大洋中發射，而這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這次“兩彈結合”熱試驗是冒相當大風險的。為了確保試驗萬無一失，首先專門發射一發導彈，考驗安全自毀係統，以便萬一出現故障，地麵即發出自毀指令，把導彈炸毀。這次試驗是成功的，這發導彈也是唯一一發在沒有出現故障的情況下安全自毀的導彈。接著進行了兩次“冷試”，也均獲成功。1966年10月27日，在酒泉發射基地發射陣地上，導彈與裝有原子彈的實戰彈頭對接，導彈在點火後帶著原子彈頭緩緩升起、轉彎、飛向目標，飛行非常穩定，最後精確地在目標上空實現核爆炸。試驗獲得圓滿成功。這樣，通過“兩彈結合”，我們就有了第一代戰略導彈核武器。
記者：您遇到的問題能給我們具體講講嗎？
梁院士：我講兩個小故事，你們就可以看出為什麽要執行“三嚴作風”。記得在一次導彈總裝中，有一個脫落插頭裏的一顆小鋼球不見了，為了不讓導彈帶著多餘物上天，全體總裝測試人員甚至包括在場的總設計師和主任設計師都趴在大總裝廠房裏到處尋找，最後終於在鐵軌縫裏找到了，這件事才算了結。另一件事是在測試中發現筆錄儀上出現了一個不應該有的“毛刺”幹擾，而且時有時無。大家為了查清原因，“守株待兔”等了好幾個小時，最後發現是相鄰車間用電載荷瞬間突變所致，這樣我們才放下心來。導彈研製是非常複雜的大係統工程，包含若幹個分係統和成千上萬零、部、組件，無論哪一個零件出了問題都會使導彈掉下來。我們也出現過一根導線斷了就毀了一枚火箭和一顆衛星的事故，在試驗事故中不止一次死傷過人，這都是慘痛的教訓。1980年我調到七機部運載火箭研究院，任副院長，進一步狠抓了導彈研製的質量和可靠性工作。“吃一塹，長一智”，經過多年的學習、總結，我們的質量和可靠性工作有了很大的提高。
記者：您為我國國防事業的發展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是什麽精神支持著您？
梁院士：我自己認為是奮發圖強的愛國主義精神。我1924年出生，經曆過戰亂，看到國家衰敗，民不聊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不僅站起來了，而且還擁有了自己的導彈、核武器、運載火箭和人造衛星，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毛澤東同誌說過：“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我認為一個人如果沒有發憤圖強的精神就不會幹出什麽大事。20世紀60年代美國、蘇聯封鎖我們，卡我們的脖子。我們發憤圖強，人家不讓我們搞導彈，我們非搞出個樣子給你看看。就是這股子勁頭促使我們奮發向上，百折不撓。那時我們老五院各分院的科研辦公大樓每晚都燈火通明，同誌們都自動來加班或學習，直到深夜。當時政委、指導員來到辦公室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說服動員大家早些回家休息，不要幹得太晚，但是往往趕也趕不回去。就是靠這種發憤圖強的愛國主義精神，使我們的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我們這一代人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個人的事業和發展與國家的利益緊密地聯係起來，融為一體，其核心思想就是愛國主義。
“愛國這一課， 我不曾落下半節”
⠠⠠⠠⠲016年4月14日，我國航天事業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梁思禮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從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到第一艘神舟飛船，梁思禮與第一代航天戰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創建起完整堅實的中國航天事業，使中國居世界航天強國之列。能為此奉獻一生，他曾坦言：“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光榮。”
除此之外，梁思禮另一個身份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的兒子。不過，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辦公室主任楊利偉（兼任梁思禮秘書）看來，“他首先是一名出色的航天專家，然後才是梁啟超的孩子”，因為“即使不提這個身份，他的人生也有太多的經曆值得傾聽”。
有人問梁思禮：“您從父親那兒繼承下來的最寶貴的東西是什麽？”他回答：“愛國！”“父親生前曾說過，‘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方可以用大事’。”
這句話，支撐了梁思禮一生的追求。
梁家的遺傳
一雙大眼、寬闊的前額再加上一張典型的“梁家嘴”，梁思禮舉手投足間總有父親梁啟超的影子。梁家的遺傳，一個留在了臉上，一個種在了心裏。
可能是老年得子的緣故，九個子女中，父親梁啟超特別喜歡這個最小的兒子。“父親平時在天津飲冰室寫作時，一般不許孩子們去打擾，可由於他特別喜歡我，有時候我到他那兒去玩，他便常常跟我玩玩、逗逗，等於給了他休息的機會。”在《一個火箭設計師的故事》一書中，梁思禮自述道。
幼年的梁思禮被家人喚作“老白鼻”――這是風趣的父親對他的昵稱，係將英語Baby（寶貝）一詞漢化而來。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老白鼻”後來竟然成了中國航天質量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術帶頭人。
“父親對我的直接影響較少，幾個哥哥姐姐都受過父親言傳身教，國學功底數我最弱，但愛國這一課，我不曾落下半節。他遺傳給我一個很好的毛坯，他的愛國思想通過我的母親及他的遺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禮曾回憶道。
“工業救國”夢
盡管生在北京，但赴美留學前，梁思禮幾乎都是在天津度過的。1941年中學畢業後，他便隨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國留學。
然而到美國兩周後，珍珠港事件就爆發了，日美宣戰讓他失去了與家庭的聯係和經濟來源。他開始了“半工半讀”的大學生活，在罐頭廠裝過罐頭，在餐廳端過盤子，在遊泳館當過救生員……“第一個寒假我沒地方去，外甥女周念慈在芝加哥大學就讀，我就在她那兒過的。在那兒我第一次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這本書增強了我的進步傾向。”
在嘉爾頓學院學習兩年後，梁思禮想轉到工科大學。“因為那時我一直想走‘工業救國’之路，覺得中國老受人欺負，將來學一門工業技術，學成回國後為中國的建設出力就好了。”於是，他放棄了嘉爾頓的獎學金，改領每月微薄的盟國津貼，轉入以“工程師的搖籃”著稱的普渡大學改學電機工程。
1945年，梁思禮從電機係（後來的無線電係）畢業獲得學士學位。當時一個很有名的無線電公司RCA已經同意接受他。“如要到美國公司工作的話，隨時可能被抽調去當兵，可我就是不願給美國當兵，所以還是決定繼續上學。”就這樣，梁思禮來到辛辛那提大學一邊工作一邊讀書，並在那兒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消息後，作為北美中國基督教學生聯合會（CSCA）積極分子的梁思禮一方麵動員留美學生回國，同時自己也以身作則帶頭回國。此刻，站在彼岸碼頭迎接他的，是闊別八年、白發蒼蒼、眼含熱淚的老母親，正如飽受苦難的祖國一樣張開雙臂歡迎海外遊子的歸來。
“我們這些熱愛祖國的歸國留學生心中暗暗發誓：要把一生奉獻給祖國，為改變她貧窮落後的麵貌，為她的獨立、強盛、繁榮而奮鬥。”在自述文集中，梁思禮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
“馴火者”
作為我國第一代航天人，他的職業生涯見證了祖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隻是失敗的記憶要遠比成功來得痛切。
1962年的這次導彈發射，留給梁思禮的是一段慘痛的記憶。“導彈冒著白煙，搖擺不定，爆炸於發射陣地前300米的地方。”這樣的描述在梁思禮以後的報告和演講上被反複提及。
不過，對於一位“馴火者”來說，失敗的經驗要比成功的經驗寶貴得多。
多次試驗失敗，讓梁思禮深感質量和可靠性對研製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也正是這些失敗，成就了梁思禮開創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學”。
“梁老總提出質量可靠性是設計出來、生產出來、管理出來的，而不是檢驗、實驗和統計分析出來的……實際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個研製過程中解決每一個工程技術問題，而這也成為我們應該貫徹執行的寶貴財富。”航天科技集團一院12所原所長董若環說。
1977年，遠程運載火箭的研製工作走上正軌，連續6次試驗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禮帶領9人精度小組，對向太平洋發射遠程運載火箭飛行試驗的設計、工藝、環境和可靠性等方麵做了大量細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著這個飛行試驗，他摘取了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的桂冠。
退居二線後，梁思禮從未遠離“戰場”，而是重新站上講台，將航天的火種傳給下一代。正如他所信奉的蕭伯納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蠟燭，而是一支由我們暫時拿著的火炬。我們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燦爛，然後交給下一代的人們。”
普渡大學埋首實驗、國防部五院夜夜鏖戰、酒泉發射基地發射前檢查、站在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領獎台上……在每一個人生節點，梁思禮和其他“馴火者”一樣，被鐫刻在曆史的坐標上。
“父親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的一生，不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都堅持了一生的選擇――中國航天事業。”對於父親的離開，女兒梁旋悲痛萬分。但她認為，父親能夠堅定信仰並踐行一生，已是“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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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中國留美科學家的歸國曆程
在20世紀50年代初，曾經有這樣一艘船，航行在中美兩國之間，它的名字叫卡利夫蘭總統號；也曾經有這樣一批青年人，他們懷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留洋求學，然後乘坐這艘船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這是一群對新中國影響深遠的人物：錢學森、華羅庚、郭永懷、朱光亞、張文裕、王希季、梁思禮、侯祥麟等。他們的回國，充滿著艱辛和危險，他們的選擇卻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曆史，也改變了中國科技發展的進程，他們的精神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1949年9月，“克利夫蘭總統號”一次普通的航行--從美國的舊金山出發，途經檀香山、日本的橫濱、菲律賓的馬尼拉、中國的香港，終點是中國上海，這是當時乘船從美國到中國普通的停靠地點。而這一次，它的終點卻改成了香港，因為中國大陸政局正在發生變化。船上的500多名旅客中，有20幾個中國留學人員格外引人注目，他們正沉浸在回國的喜悅之中。
在二十幾位留學生中，有一位25歲的年輕人，他叫梁思禮，是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啟超最小的兒子。在美國留學期間，梁思禮發憤圖強，成績優異。他一心想效法父親去科學救國，振興中華。那時，梁思禮還參加了留美知識分子的愛國組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此時，他正帶著剛從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獲得的自動控製專業的博士學位，返回闊別了8年的祖國。因此次旅途時間較長，梁思禮便與朋友們或者打橋牌，或者往海裏拋食物，引得很多魚跳出水麵，以此來消磨時間。
在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之前，喜歡無線電的梁思禮還特意購買了一台高靈敏度的收音機帶到船上。因為大家都預感到10月1日會有一個重大事件。
1949年9月30日，“克利夫蘭總統號”正航行在接近亞洲的太平洋海域時，梁思禮在甲板上擺弄著這台收音機，試著接收來自亞洲地區的節目。這時候，他從收音機裏聽到了一個振奮人心的聲音，播音員正介紹著新中國的國旗：“五星紅旗上，4顆小五角星各有一角對著大五角星的中心點，表示圍繞著一個中心而團結。五角星用黃色，在紅底上映射出一片光明……大家馬上意識到，不久之後，他們踏上的將是一個新生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聽到消息的人們非常興奮，他們馬上在船上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麵的慶祝會，慶祝新中國的誕生。
此時，他們還想到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慶祝方式：做一麵新中國的國旗。沒有紅布，他們就從船艙裏找來一塊白布和一瓶紅墨水，用紅墨水把白布染成紅色，接著在黃紙上剪了1大4小共5個五角星，然後將它貼到紅布上。他們就是用這種簡單而獨特的方式，來表示對偉大祖國的慶賀與祝願。
本文到此結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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